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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身居斗室心怀天下

更新时间:2019-07-08

  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地,旅欧组织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周恩来负责宣传,代号为“伍豪”

  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二层的一个房间如今依然维持着当年的模样:房间不到10平米,只放置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洗脸盆安装在电梯井上。

  1979年10月,法国政府在这家小旅馆前特别设立了一块纪念碑。绿色大理石上,镶嵌着周恩来铜质浮雕头像。铜像下面,刻着亲笔题写的“周恩来”三个中文金字,并配有法文说明:“周恩来,1922年至1924年在法国期间居住于此。”

  旅欧之前,周恩来最初的愿望是求学日本。1917年9月,19岁的周恩来依靠同学和师友的帮助,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赴日费用。

  初到东京,周恩来虽然从朋友那里得到了资助,但生活仍很拮据。他和另两个中国学生蜗居在神田区一个木工家的楼上。而周恩来最初的愿望,就是准备报考高等师范,打算今后当教师。

  “周恩来进入东京的一所东亚预备学校。这所学校,共有350个学生,都是中国人。”英国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记载,他一面学习日语,另一面复习准备师范学院的入学考试。

  1918年3月,周恩来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因会话成绩不佳,周恩来未被录取。7月份,他参加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试,再次落榜。两次考试的失败,主要由于周恩来的日语未达到大学的学习水平。

  失落之中,周恩来收到友人吴瀚涛的书信。信中邀请周恩来前往京都与吴瀚涛一家同住以减轻经济负担,并鼓励其考取京都大学。

  “我们现在都是处于异国他乡的外国人,难道我们不该互相帮助吗?”周恩来看到吴瀚涛信中的言语深受感动,于是整好行装,乘火车奔向京都。

  1918年9月至1919年3月,周恩来一直和吴氏夫妇一同居住。每天他早早起床,整理房间、打扫卫生。当吴太太回家太晚时,周恩来便给他们做晚饭。在晚上,吴瀚涛经常给周恩来讲他听过的课,而周恩来则给吴讲他读过的书。

  据吴瀚涛的回忆:周恩来那时苦于没有其他朋友。因为日语水平有限,他也不经常出门,生活非常寂寞。

  与在东京一样,周恩来在京都并没有进入大学。他填过一份申请书,选修政治学和经济学课程,不过,这份表格是否上交了事实上并不清楚。

  “求学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呢?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1918年2月4日,周恩来的日记中如此写道。其实旅日期间,他非常留心观察日本社会。

  原中央文献室第二编研部主任刘武生告诉《环球》杂志,在国内时,周恩来一度认为要拯救贫弱的中国,必须实行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但通过在日本观察军国主义,他推翻了这一想法。

  1918年2月19日,周恩来曾在日记中写道:“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它必定是以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这在二十世纪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而周恩来旅日期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已传到日本,随之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时涌向日本学界。

  周恩来先后阅读了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其中后两本是日本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刘武生说:“正是通过它们,周恩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河上肇是京都帝国大学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曾编辑出版过私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周恩来比较赞同其中的社会主义观点,还经常把《社会问题研究》带回家阅读。1918年10月20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其实周恩来赴东洋本想从日本寻求济世穷的学问和出路。”刘武生说,但经过一年多亲身的感受和观察,他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很失望,而那段时间也是周恩来人生中处于低谷的阶段,他曾一度想用日本社会流行的“无生主义”来寻求超脱。

  “然而最终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影响了阴霾下的周恩来,正如他诗中写道的,这仿佛是模糊中偶然看见一点光明。”刘武生说,“所以他决定回国图他兴。”

  1919年3月,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周恩来当即决定回国学习。这次回国,让他及时赶上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9月16日,周恩来在天津创办了觉悟社。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觉悟社不定期出版小册子《觉悟》,内容介绍名人言论、著作、演讲和世界新思潮。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当时,很多青年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很想出国看看,而一战刚刚结束,欧洲各国恢复生产,对于劳工的需求量也很大。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研究人员费虹寰认为,在这种背景下,赴欧勤工俭学在中国成为一种风潮,周恩来也迫切希望可以到欧洲去。

  1920年8月,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范孙提出推荐两个南开学生到欧洲留学,其中之一便是周恩来。

  1920年12月13日,周恩来乘坐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抵达马赛,随后于翌年1月5日横渡英吉利海峡,赴英国伦敦作“社会实况之考查”。

  周恩来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德35号,这是一所学生寄宿的房子。他不顾伦敦的严寒和浓雾,深入工矿和码头,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为天津《益世报》撰写长篇通讯。

  在这些通讯中,他详述了一战后英国的失业情况,评论英国的议会民主。此时他也触及了对社会革命的分析:“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伐,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但当时,周恩来对于哪一种方法适合中国尚捉摸不定。

  考虑到伦敦生活费用太高,周恩来决定投考爱丁堡大学。2月份,爱丁堡大学准备录取他,但“由于经济原因,留学梦再次化为泡影”,刘武生说。

  于是,周恩来从伦敦返回巴黎,进入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他白天补习法文,进行社会考察,夜里则翻译小册子,给《益世报》写通讯。周恩来因时常熬夜而显得睡眠严重不足,精神疲惫,但他强制自己适应这种生活。

  “张申府应里昂中法大学之聘赴法,又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旅欧期间负有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费虹寰说,1921年春,周恩来经张申府和太太刘清扬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小组。

  翌年,周恩来致信国内“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信中说:“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等由巴黎迁居德国,住在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旅德期间,他们与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经常来往于柏林与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创富心水论坛做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而1920年至1924年,周恩来旅居欧洲的四年时间里,无论在法国,德国,还是比利时,大多时间是进步团体和各种旅欧学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这些组织,都与在欧洲的活动有密切联系。

  1922年6月,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地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一群中国青年在此聚集——旅欧组织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8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共开了3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为书记,周负责宣传,李负责组织。为了便于在法国警探的侦查下秘密工作,三人各用一个代号,周恩来的代号为“伍豪”,赵世炎叫“乐生”,李维汉叫“罗迈”。

  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8月1日,《少年》创刊,编辑部就设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内。

  屋子里的一张照片是1923年2月周恩来在旅馆门口拍摄的。照片上,他的西装不很合身,袖子缩在手腕上边,裤管也吊在脚踝上,体格已经超出了衣服。

  其实周恩来在欧洲的生活一直非常拮据。他从中国随身带来一个木制的蘑菇状的东西,用来自己修补袜子,还一直带着汽炉用来烧开水熬白菜。

  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曾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恩来(居住的房间)真可谓身居斗室,惟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

  “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周恩来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失败了么》等文章。

  不久,从国内传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当年5月召开的消息。11月20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以旅欧中国少年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两个月后,陈独秀复信,建议旅欧中国少年更名为“中国青年团旅欧之部”。

  1924年2月1日,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旅欧共青团工作遇到的新情况,《少年》改组为《赤光》,办刊重点从对马克思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转向对中国革命的探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

  周恩来、李富春、肖朴山、傅钟等都先后参与过《赤光》的编辑出版。《赤光》创办不久,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希贤()就来到周恩来的狭小房间,成为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

  此时邓希贤已是一名“少共”成员,在《赤光》编辑部,他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直接帮助和指点。

  周恩来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赤光》上发表了《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等30多篇文章。

  这些文章反映出周恩来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基本问题,都已有了比较清楚和符合实际的认识。

  在欧洲的4年时间里,身边的朋友总是对周恩来没有任何异性伴侣产生疑问,而周恩来常常报以不置可否的微笑。

  但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记中却记载了这样一个片段。一位老校友来拜访周恩来并问他最近是否有什么“新发现”时,周回答道:“你是指姑娘?不,没有。”

  友人:“我不信,像你这么有魅力的青年,加上你在这儿的影响,难道会没有?”

  其实早就认识周恩来。13岁时,就已经是一位组织反日的学生领袖,阅读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刊登的文章后,她曾给编辑周恩来写信:“我是你忠实的读者,不要向恶势力低头,要为真理而战斗到底。”她署名“小超”,但周恩来当时无法判断这个名字是男是女。

  1919年9月,“觉悟社”成立时,一位圆脸庞,身材娇小,刚满15岁的社员走到周恩来面前,“我就是给你写信的小超。”

  旅欧4年时间中,周恩来写了数以百计的信,单是明信片,就收到了250多封。曾说,“在通信期间,我们增进了了解,特别是我们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在互相通信中我们从友谊发展成爱情。”

  刘武生告诉《环球》,“去法国前周恩来抱定独身主义,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认识到一个革命者如果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会更好。初到法国,他同一个一起留学法国的姑娘张若名比较亲近,但最终他选择了。”

  周恩来说:“我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不错。”面对周秉德的疑问,笑着解释:“那时觉悟社的同志都说,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周恩来接着说:“既然我誓为无产阶级革命奉献一生,并不惜献出生命。我的终身伴侣,理所当然必须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的艰难险阻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

  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一直与周恩来风雨同舟甘苦与共。迪克·威尔逊评价:“他们的婚姻被证明是中国夫妻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诚、最持久、最具有说服力的婚姻,是两个具有类似背景和思想的革命者之间的生命结合。”